高烧不退，意识模糊，浑身痛到连手指都抬不起来。

“你到底要干啥子？关键时刻，你怎么又生病了？”

“一个病反反复复折腾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好玩？”

母亲坐在床边，责备声接连不断。

我一听到她说话，太阳穴就更痛了。

她抬手摸了把我的额头，脸色一惊：“怎么这么烫，这怕是上40°了吧……？”

母亲思考片刻，快速掀开被子，将我从床上捞起来。

“走，直接去输液！”

她在客厅翻箱倒柜一阵，架着我就出了门。

上次去医院被“宰”的事情，母亲回家就埋怨了一天。

这次她灵机一动，直接拿上先前在医院开的病历，扶着我来到镇上一家小诊所，直截了当让诊所医生给我输退烧药。

诊所输液的地方在后院，看诊的地方就小小几平米。

医生老婆带着我来到后院，指着角落里一个空位：“最近人多，刚好有个人前脚输完刚走，不然你就得坐着输了。”

我躺到床上，只觉得天旋地转。

针刺破皮肤时，我也没有任何感觉。

冰凉的液体一点点灌进体内，试图驱散开我浑噩的意识，然而这种清醒持续的时间太短，没等我身体恢复力气，高热又折返而来，甚至比之前更加严重。

母亲见输液不见效，怀疑是诊所医生药量没加够，缠着医生让加大药剂。

诊所医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竟然答应了母亲的要求。

就这样，我在这家诊所连续输了七天液。

整整七天。

我什么胃口都没有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嘴张开，空气一关进口腔，就会引发剧烈咳嗽。

高烧到一定程度时，我甚至会忘记自己叫什么。

眼见我病情每况愈下。

见事不对，诊所医生终于憋不住了，好说歹说劝着母亲，才让她带我去医院看看。

母亲痛骂了医生一顿后，无奈之下也只能带着我重新来到医院。

这一次，我是直接躺着进去的。

拍完片等待期间，我躺在椅子上，大脑发空。

拿结果的时间，比我们想象的要久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才看见一名护士戴着口罩，全副武装地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
“你是言一知的家属吗？”

“对，我是。”母亲立马站起来。

“麻烦你跟我来一下。”

她说完，朝躺在椅子上的我张望了一下，而后递给我母亲一个口罩：“你先把它戴好。”

“搞这些做什么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拿到结果？”

母亲接过口罩并没有第一时间戴上，而是不耐烦地催促道。

护士快速看了我母亲一眼，淡淡开口：“目前高度怀疑是……肺炎，我们现在得对你女儿进行单独隔离。”

听到“肺炎”、“隔离”几个字时，母亲直接傻在原地。

这一年，正是2003年，非典时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