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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柳林村时，陶弘景在《本草经集注》初稿中写下：“灯笼果，形似宫灯，味甘酸，性凉。主热烦渴，目赤肿痛，口舌生疮，湿热泄泻，皮肤疹毒，疔疮痈肿。外用捣烂敷贴，内服可配伍清热解毒之品。”他特意注明“此药多见于辽西医巫闾山一带，民间验之有效”，将这一源于北方民间的草药正式纳入文献整理，实现了“口传经验”向“文献记载”的重要转化。而陶弘景的实地考察与验证，也让灯笼果的功效记载更为详实可靠，为后世医者使用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
第三回 唐修本草绘真容 朱囊巧治小儿痢

大唐盛世，官修本草《新修本草》编撰启动，朝廷召集天下名医、画师，遍历各地考察药材，力求“图经相证”，让医者能准确辨识药材形态，避免误用。时任编撰官之一的苏敬，听闻辽西灯笼果功效多样，却因地域偏远，不少中原医者未曾见过，便特意派人前往医巫闾山，采集灯笼果的植株、花朵、果实，由宫廷画师绘制图谱，详细标注其形态特征：“叶卵形，边缘具疏锯齿，花萼钟状，结果时膨大成囊状，膜质，朱红色，包裹浆果，浆果球形，熟时红色”，这是灯笼果首次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载入官修本草，彻底解决了此前“只闻其名，未见其形”的困扰。

《新修本草》颁行后，灯笼果的用法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，尤其在儿科领域，又开辟了新的应用场景。洛阳城儿科名医张文仲，擅长治疗小儿消化疾病，这一年夏季，洛阳城爆发小儿痢疾，患儿多表现为腹痛、腹泻，大便夹带脓血，里急后重，高热不退，不少患儿因脱水、电解质紊乱而病情危重。张文仲按常规治法用黄连、白头翁治疗，虽有效果，但部分患儿体质娇嫩，不耐黄连之苦寒，服药后出现呕吐、腹泻加重的情况。

张文仲翻阅《新修本草》，见灯笼果“主湿热泄泻”，且“味甘酸”，药性平和，便心生一计，尝试用灯笼果为主药治疗小儿湿热痢疾。他选取二十名体质娇嫩的患儿，开方：灯笼果三钱（去壳取果肉）、炒麦芽三钱、山楂二钱、甘草一钱，水煎服，每日一剂，分四次少量频服。灯笼果清热利湿、凉血止痢，炒麦芽、山楂消食化积，甘草调和诸药，药性平和，适合小儿服用。

服药一日后，多数患儿呕吐停止，腹泻次数减少；三日后，大便脓血减少，里急后重症状缓解，高热退去；五日后，大便恢复正常，食欲渐渐好转。其中一名三岁患儿，病情较重，脱水明显，张文仲在方剂中加入少量乌梅、麦冬生津补液，患儿服药七日便痊愈了。张文仲大喜过望，将此方命名为“朱囊小儿痢方”，在儿科医者中推广。

此后，张文仲又根据患儿体质调整方剂：体质偏虚者加入太子参、茯苓益气健脾；脓血便严重者加入少量白头翁、秦皮增强凉血止痢之力；伴有腹胀者加入陈皮、莱菔子理气消胀，疗效皆佳。他还发现，灯笼果不仅能治疗湿热痢疾，对小儿夏季因暑热引发的消化不良、腹泻（中医称“暑泻”）也有奇效。有位孩童因贪吃冷饮，出现腹泻、大便清稀、食欲不振的症状，张文仲让其服用灯笼果与炒扁豆、山药配伍的药汁，三日后便痊愈了。

这些儿科实践，被后来的《本草图经》收录，书中记载：“灯笼果，小儿痢疾、暑泻，取果肉煎服，或配伍消食健脾之品，效佳”。《新修本草》的图谱与文献记载，为灯笼果的广泛应用提供了保障，而民间医者的实践创新，又不断拓展其药用疆域，这种“文献指引实践，实践丰富文献”的互动，让灯笼果的智慧在大唐盛世绽放出更璀璨的光彩。

第四回 铁岭县志定名讳 喉风急症显奇功

明清之际，地方史志编撰蔚然成风，各地纷纷收录本地物产、风俗、验方，辽西《铁岭县志》便是其中之一。编撰者实地考察医巫闾山一带的草药，见这种朱红囊果形似灯笼，孩童常采青果吹玩，民间早已普遍称之为“灯笼果”，便在县志中正式定名：“灯笼果，生医巫闾山灌丛间，花后萼膨为囊，朱红如灯，故名。味甘酸，性凉，清热解毒，利湿生津，治目赤、疮疡、泻痢诸症。”这是“灯笼果”之名首次载入地方史志，标志着这一源于民间的草药，完成了从“口传俗称”到“文献定名”的完整历程。

《铁岭县志》成书后，灯笼果的名声更盛，其治疗急症的功效也在实践中被进一步挖掘。康熙年间，铁岭城内突发喉风急症，患者多为成人，发病急骤，咽喉红肿剧痛，吞咽困难，声音嘶哑，甚者呼吸困难，口唇发绀，若不及时救治，短时间内便会因窒息身亡。城内名医李若虚按常规治法用牛黄、麝香等名贵药材制成丸剂含服，虽能救急，但药材昂贵，普通百姓难以承受，不少患者因无力购买药材而殒命。

李若虚心中焦急，翻阅《铁岭县志》，见灯笼果“清热解毒”，又想起民间有“灯笼果煮水含漱治咽痛”的说法，便决定尝试用灯笼果治疗喉风急症。他选取五位病情较轻的患者，开方：新鲜灯笼果一百枚，去壳取果肉，加入山豆根五钱、射干三钱、桔梗三钱、甘草二钱，加水煮沸后小火慢熬半个时辰，滤去药渣，制成浓汁，让患者频频含漱，每次含漱一刻钟，每日五次，同时少量内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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