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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段记载，平铺直叙，看似客观，却隐晦地指出了赵盾专断、刑罚过重以及引发的政治风波。

按照规制，重大事件记录需呈送执政卿过目。当赵盾看到董狐的这段史文时，脸色瞬间阴沉如水。

“董狐！”赵盾将竹简掷于案上，声音冷冽，“汝之史笔，可知‘秉笔直书’真意？梁益耳罪有应得，本司寇依法而断，肃清奸佞，以正朝纲！汝何故书‘朝议哗然’？又何故独引狐偃悖逆之言？此非实录，乃挟私怨，乱史实，惑乱人心！”

面对赵盾的滔天威势，董狐面色微微发白，持简的手因用力而指节泛白，但他依旧挺直了脊梁，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，却异常清晰：

“回司寇，史官之责，在录其实。梁益耳案，朝堂确有争议，狐偃大夫确有谏言，此皆事实，下官不敢不录。下官所书，字字据实，并无一字虚妄。若……若因权贵好恶而增删史实，则史册何存？后世何以知今日之真貌？”

“好一个‘据实’！”赵盾怒极反笑，“汝之‘实’，便是专挑那些不利于国、不利于法的言论记录？为何不书本司寇力排众议，维护法度之艰难？为何不书此案震慑宵小，以安前线的功绩？汝之笔，偏矣！”

董狐深吸一口气，仿佛积聚了全身的勇气，抬头迎向赵盾锐利的目光：“史笔如铁，唯问真伪，不问功过利害。下官……只录当时之景，当时之言。功过是非，自有后人评说。司寇若以为下官所记不公……可杀董狐，不可改史！”

“不可改史”四字，如同惊雷，在寂静的厅堂中炸响。

赵盾死死地盯着董狐，杀机一闪而逝。他深知，杀一史官易，但诛杀秉笔直书的史官，将会给他的声誉和权威带来何等毁灭性的打击。那将坐实他“权臣”“跋扈”的指责，甚至可能引发更剧烈的政治反弹。

良久，赵盾眼中的厉色缓缓收敛，化为一种深沉的冰冷。他挥了挥手，仿佛驱赶一只苍蝇。

“罢了。汝既执迷，便留着汝的史笔。然，需知：晋国之安危，系于法度之严明。若因汝等迂腐之见，动摇国本，届时，莫怪国法无情！退下！”

董狐躬身，默默拾起地上的竹简，一步步退出厅堂。他的后背已被冷汗浸湿，但手中的竹简，却握得前所未有的紧。

赵盾独坐案前，面沉如水。他赢了判决，却似乎输掉了一场更重要的东西——舆论，或者说，历史的评判。董狐那看似微弱却坚不可摧的“史笔”，如同一根尖刺，扎入了他的权柄之中，提醒着他，在这晋国，并非所有人都屈服于他的意志与律法。

董狐的风波尚未平息，另一根“尖刺”便接踵而至。

秦穆公派出的细作，在绛都活跃起来。他们利用晋国新旧势力矛盾激化的良机，大肆散播流言。流言的核心，直指赵盾：

“赵盾欲效仿齐之田氏，架空公室，独揽大权！”

“狐偃等老臣忠心为国，却遭赵盾排挤，长此以往，晋国将不国！”

“南线失郑，皆因赵盾刚愎自用，战略失误，却诿过他人！”

“彼之‘峻法’，只用于异己，赵氏子弟及其党羽，何曾见惩？”

这些流言虚实结合，恶毒精准，在绛都的街巷、坊市、乃至部分低级官吏中悄然传播。它们如同毒雾，不断侵蚀着赵盾本就因梁益耳案和董狐史笔而受损的威望。

更让赵盾震怒的是，他安插在狐偃府外的眼线回报，近日确有形迹可疑之人，暗中出入狐府侧门！虽无法确定是否为秦谍，但此讯息本身，已足以点燃赵盾心中的猜疑与怒火。

“好一个狐偃！内结党羽，外通敌国乎？！”赵盾在密室中，对心腹赵穿（赵盾堂弟，军中悍将）低吼道，眼中杀意凛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