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防部的地图上，中亚区域被涂上浅红色。

“如果这种力量向西蔓延，下一站将是高加索，然后是安纳托利亚东部。”

这种想法几乎传遍了整个决策层，奥斯曼深知中亚对自己不是遥远的地理名词，而是历史、民族与宗教的交汇点。

许多突厥语民族与土耳其有文化联系，伊玛目和宗教学者在清真寺私下议论“社会主义与伊斯兰社群是否冲突”。

民间很快出现两种声音，一种认为这是“摆脱外国资本压迫的新道路”，另一种则担心“宗教将让位于无神的集体主义”。

安卡拉的态度是谨慎的，他们不愿轻易与莫斯科对抗，更无力介入中亚，只是担忧边境安全。

于是情报机构被派往巴库、塔什干和阿拉木图，建立秘密联络点，监控新政府对于奥斯曼国内反对派的态度。

国防部也开始在东部边境调动部队，同时加强对叙利亚、伊拉克北部地区的控制，防止库尔德人或左翼民兵借机起势。

但他们的大部分兵力，依然在防备地中海对岸的钢铁盟约——苏俄只是隔壁的虎豹，而钢铁盟约才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。

所有看过钢铁盟约在欧罗巴修筑的集中营的奥斯曼人都清楚这一点。

奥斯曼既担心苏俄借着这股风从里海渡过山脉，也更害怕欧罗巴钢铁盟约沿海岸线南下逼近。他们不赞同红色浪潮，却也不愿无条件站在西方阵营那一侧。

最终，安卡拉采取了折中政策。

通知中亚各国的大使馆正常工作，保持外交渠道不断裂。

强化边境驻军，防止武装越境扩散。

暂停支持反苏组织，避免同时引火上身。

通过大使馆向莫斯科传递信号——只要革命不越过黑海，他们不会主动敌对。

在更南边，与这种谨慎形成对比的，是中东产油国家的紧绷与不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