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章武十一年秋，整整两年有余的光阴，在表面的相对平静中悄然流逝。

天下似乎进入了一种微妙的僵持与蓄力阶段。

彭城朝廷未再发动大规模征伐，

曹操蜷缩益州舔舐伤口，

孙权则忙于消化淮泗部分利益并暗中发展，

北疆秃发树机能也因内部整合与对“业火”的忌惮而减少了大规模寇边。

然而，这平静的湖面之下，各方势力的暗流却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涌、碰撞。

迁都洛阳的宏大工程，在诸葛亮的总领下，以惊人的效率推进着。

这不仅仅是土木营建，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、经济与军事重组。

蒋琬作为先遣能臣，已常驻洛阳，督造宫室、官署、城墙。

数以万计的工匠、民夫被征调，来自河北的巨木、青徐的砖石、荆襄的漆料，通过修复的黄河、洛水漕运，源源不断汇聚于伊洛之滨。

一座崭新的、规模远超彭城的帝都，正在旧日的废墟上拔地而起。

诸葛亮事必躬亲，从宫殿布局到排水系统，从武库位置到太学区划，皆有其深思熟虑的规划，力求“百年之基，尽在于此”。

与此同时，朝廷中枢开始了有条不紊的西迁。

尚书台、部分府库、乃至一些不太紧要的行政部门，已分批迁往洛阳。

每一次迁徙，都伴随着大量官员、眷属、文书、物资的流动，也伴随着权力的微妙调整和利益的重新分配。

旧彭城系的势力随着迁都自然被稀释，而更多来自中原、河北乃至关中地区的士人，开始通过科举或征辟，进入新兴的洛阳权力核心。

新政的推行，在这两年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。

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，诸葛亮主导的《章武律》细则不断完善，田亩清丈、户籍登记在北方大部分州郡基本完成，大量的自耕农成为朝廷最稳固的税收和兵源基础。

科举取士的规模逐年扩大，越来越多的寒门子弟进入州县乃至中央为官，虽然仍受世家大族抵制，但其势已成，不可逆转。

格物院在西山工坊的爆炸事故后，研究变得更加谨慎而系统。

对“惊雷”药粉的配比、提纯、稳定性研究从未停止，但严格限定在极小范围的实验室内。